船長的權威和責任是和海上法律一樣古老的概念。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和在全世界范圍內的運用，法律承認船長的獨特地位：船東的代表和船舶航行時的主要決策制定者。船長還需對船舶的安全負責，最近新增的一份責任則是船舶的商業貿易。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從19世紀后半葉擁有了國際電報系統后，船舶才能夠和遙遠的港口聯系。經過超過50年的發展，海上的船舶才可用無線電報與外界相連。
今天的情況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現代通訊技術讓船舶成為公司總部的一個分支，雙方通過越來越多的神奇的設備進行及時通訊。但是這些對于船長的權威來說是不是優勢還存在爭議。
倫敦航運法律中心舉辦的年度卡德瓦拉德辯論今年聚焦“受攻擊的船長”，重談21世紀海上指令的責任和義務。辯論關注點在于，長期理解的法律和實踐中的船長角色正被外部操作的干擾所破壞。同時，船長的責任其實是增加了，通常是在船長鮮有實際控制力的領域。
外部干擾可能會延展至航海等事務，比如租船方可在外部直接發出指令決定航線和航速，而不考慮天氣條件。也可能租船方或碼頭因載重而對船上貨物計劃進行了實質性變更，全然不顧船長的抗議，或將使船舶陷入因不合規而被黑的威脅。盡管很多船東會堅決地支持船長，反對無理的外部干擾，其他人則只會留下船長一人孤獨地作戰。
船長越來越脆弱
有一種基于BIMCO前段時間研究的看法認為，作為船東的代表，船長越來越容易因為自己顯著的位置而被民事或刑事起訴。他們中有因在船上貨物中被發現了毒品而被迫入獄的，罪名與監管不當有關；也有因船舶觸碰碼頭底部的障礙物造成污染而受罰的；或因他們并未參與的污染事件被拖入法庭。他們是腐敗官員發家致富的犧牲品，有船長被要求為短卸貨物、損壞或違背地方法則負責。
這些是現代船長的一些困惑的總結嗎？船長們的這些壓力和負擔僅僅發生在航運界，還是追求透明度和可量化度的現代工作生活的一種變遷？但是如果現代船長的生活中欺凌和騷亂成了常態，人們看到這份職業的責任會不會導致新一代船長數量大減。
專家組熱議船長面臨的問題
由4位演講嘉賓組成的專家組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辯論。InterManager的Kuba Szymanski船長主持了辯論，嘉賓包括Ince合伙人和前船長Faz Peermohamed、West of England P&I Club的Michael Kelleher、紐約法律事務所K&L的合伙人Michael Chalos以及美國海岸警衛隊（USCG）商務規則和標準總監Jeffrey Lantz。
Michael Kelleher證實船東和船長的負擔都加重了，后者似乎是更好攻擊的目標，現在的做法通常是在意外事件發生后，要求個人支付滯留費。West of England P&I Club可以支付辯護費，雖然還不是自動的。Michael Chalos此前成功為Exxon Valdez的船長辯護，他也認為船長的權威正在被侵蝕，而刑事偵查已經成為污染或死亡事件中的常態。
他也表示，美國對揭發者的獎勵破壞了船長的角色，社交媒體或國際船員也未起到正面作用。他同時強調，如果“人們因做本職工作而被判犯法”是毫無意義的。
Jeffrey Lantz贊同根據國際公約，船長的負擔比其他人都要重的觀點。但是他也認為《國際安全管理章程》將陸上管理制度帶到了船上的操作室。共同承擔的責任已被承認，運營公司和岸上的個人同樣也被檢舉了。全面來看美國的情況，他指出2015年，USCG 登上了57000艘船，導致了92起因不服從導致的訴訟案件，但是其中只有2起是船長的問題。
Faz Peermohamed認為船長的責任毫無疑問增加了。他列舉的問題包括市場的壓力、岸上“微觀管理”、欺凌和騷亂、腐敗問題、文件的大量增長、停靠港口時持續不斷的調查監測等。難民和海盜是較新的問題。船長需要獲得更多“公平性”。他認為很多負擔大部分是由“無關緊要”的事物構成，實際操作時應該用善意的元素減少這些構成。
整個會議都可用來討論這一話題，比如有觀眾提出船籍國的責任，但因時間有限只能淺嘗輒止。然而，希望這樣一場在諸多司法委員、商業法庭法官、著名律師等高層次觀眾前舉行的辯論能為豐富他們未來的法律思維。
來源：遠洋航務e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