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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幾十米深的海底和沉船打交道



    工作人員成功打撈“同興9”輪 照片由交通運輸部煙臺打撈局提供

    海底淘“難”

    人們熱愛陽光燦爛的海灘,劉志強卻總是在午夜時分入海。在幾十米深的海底,他和成百上千只被鐵銹淤泥占領的沉船打過交道。

    作為交通運輸部煙臺打撈局救撈工程船隊潛水工程隊副隊長,劉志強和同事在漲潮時分潛入海底,套浮筒,穿鋼絲,修船底,切船身,忙碌數日乃至數月。

    這群平均年齡30歲出頭的潛水員需要面對的,是寒冷、黑暗、孤獨,以及時間。

    油艙滲漏、有毒物稀釋、航道錨地堵塞,沉船離開海底的時間越晚,留給海洋的風險就越大。

    煙臺打撈局成立40余年來,已完成數以百計的難船和遺體打撈。幾代潛水員曾在大雪天下水切割船體鋼板,曾被大浪裹挾重重地撞向船舷,也曾在發生空難后的海域搜尋黑匣子。

    一名年輕的打撈潛水員說,自己過去常羨慕景區內風光的“真正潛水員”,他們曾是自己的同窗。而自己更像一個“海洋清道夫”,只在夜深漲潮時出沒,無人知曉。

    直到一次,隨著一艘破損的難船被撈出,他從海底望去,視線所及之處不再是遮天蔽日、足有上千噸重量的難船。隱隱約約地,他看見了來自天空的光。

    黑暗中的危機

    擁有22條深水航路、年均商船流量20多萬艘的渤海是劉志強和同事工作的主戰場。和海面的熱鬧相比,這片7.7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之下,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

    海底的淤泥阻擋了視線,即使打開強光手電,也只能瞥見一小團紅光,可見度不過一兩米。煙臺打撈局新晉潛水員的第一課,就是學習適應渤海海底混濁的水質。

    潛水員首先要對沉船進行水下探摸,辨別船傾斜的方向、船頭船艉淤埋在海底的程度以及船身破損的程度。之后,通過和工作母船連接的引導繩,將需要使用的工具依次送入海底,由潛水員進行打坑、電焊、穿引鋼絲等工作。

    黑暗中,危機四伏。

    打撈局資歷最老的潛水員之一姜志勤,曾參與打撈失事工程船“華勇6”。當時,救撈工程船隊工程技術科提出的方案,是讓潛水員使用高壓水槍,在失事船舶一側打出直徑兩三米、深四五米的大坑,再用攻泥器將鋼絲穿過船底。緊接著,另一側的船體由潛水員打出同樣的大坑,再找到已穿過船底的鋼絲,最終連接上浮鋼絲,將沉船拖起。

    活兒到了姜志勤手上時,一側的大坑已經打好。他拿著高壓水槍來到預定位置,開始打坑。“華勇6”沉沒的地方是在黃河入海口附近的東營海域,水下渾濁不堪,他瞇著眼,在坑里仔細搜索過底鋼絲。突然,一陣水流涌來,他踉蹌一下,轉瞬間,坑洞塌方。

    淤泥幾乎活埋了他,擠壓著呼吸管和電話線,他快窒息了。憋著氣,姜志勤抱著高壓水槍對著自己身體一圈一圈猛打,淤泥一點點被甩開。他緩慢地爬出坑洞,趴在海底大口大口地喘氣。那聲音從潛水電話里傳來,呲呵呲呵的,“像是在喝空氣”。

    這個廣州潛水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在隊里被尊稱“大師兄”的潛水員說, 任何一個潛水員都要學會在水下對抗水流以及泥的吸附力。劉志強為了訓練自己手部的適應力,會在閑暇時練習書法。而姜志勤在水中則會“倒掛金鉤”,下半身不斷拍打腳蹼穩定身體姿態,上半身感應水流的方向。

    一次大浪來襲,兩名潛水員正忙著給浮筒套纜繩,來不及躲開,只得爬上浮筒。可惜,浮筒沒來得及被固定就隨浪漂走,姜志勤他們毫無辦法,慌忙之際,只來得及扔過去兩件大衣。

    第二天,他們找到了那兩名漂走的潛水員。對方靠著大衣熬過一宿,“還以為你們去日本了。”姜志勤想用玩笑沖淡大家對死亡的恐懼。

    “哈哈哈,差點凍死。”對方也在笑,可笑著笑著,眼淚就流出來了。

    在水下進行船體切割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有時,因船體破損嚴重,潛水員需要對難船進行切割后分塊打撈。切割即將完成時往往也是最驚險的時刻,幾百上千噸的船體即將變形分解,被割開的鋼板里,會存有少量的氧氣,如果一口氣切開極易因壓差產生氣爆。這時船體在水下受力不均,難船會即刻發生位移,如果潛水員判斷方向失誤,幾百噸的船會向他們撞去。

    結束水下作業也不意味著安全。如果潛水的深度超過40米,輸入海底的高壓空氣密度也必須加大。完成作業后,潛水員在上浮過程中,需要按規定依次在各個減壓點停留十余分鐘,以減輕壓差對肺部損害,上浮的時間往往要達到四五十分鐘。

    曾有潛水員在上浮過程中遇到水流,但經過高強度作業的他已沒有多余的力氣。水又極其冰冷,潛水員握著引導繩的手一點點松開了,整個人隨著水流漂走。

    幸運的是,工作母船上的工作人員及時發現,一群人用力把潛水員拽了上來。

    “樁樁件件,這些經驗都是用血淚換來的。”姜志勤說,“潛水員的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別怕,咱們是在做善事”

    打撈工程并不是潛水員的獨角戲。事實上,一次打撈往往會派出七八艘工作船和上百人的團隊。潛水員毫無疑問是這個團隊的手和眼,而大腦,則是救撈工程船隊的工程師。

    在現任科長、高級工程師王道能眼中,難船在海底可能翻扣、側扣,潛水員一旦進入船體,方向感極易迷失。繩子、管子、鋼絲如何放置都是問題,潛水員一旦慌亂,就有可能把自己困死在海底。“我們對艙室的結構更清楚,也能為潛水員規劃一個最短最安全的搜索路徑。”他說。



    2012年1月,成功打撈“東方日出”輪 照片由交通運輸部煙臺打撈局提供

    入水后,通過潛水電話,潛水員告知工程師自己盲摸到的物體,王道能則需要迅速確認潛水員的準確位置。

    到煙臺打撈局以前,王道能是一個“學霸”,來了這兒,他開始學習潛水員的方言、分辨潛水員在水下的呼吸聲、和對方商量統一引導繩傳送工具時的打結方式。這個80后工程師很清楚,還有許多風險,終究是技術無法規避的。

    16年前,大連“5·7”空難發生后,姜志勤和同事負責下水尋找黑匣子。海面上隨處可見破碎的飛機殘骸,海面被油污染得變了色。下水后,能見度只有1米,他游著游著,就會碰到遇難者殘缺的遺體。

    后來,姜志勤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他腦海里總會出現那些景象,“都燒光了,衣服都沒有,太慘了”。

    煙臺“11·24”特大海難發生時,劉志強還是剛剛來到煙臺打撈局工作的新人,當他在水下打開難船的艙門時,遇難者遺體順著水流漂出來,他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船艙和水面,把遇難者遺體抱上水面。

    有一同下水的年輕潛水員害怕,不敢下水,他就跟對方說:“別怕,咱們是在做善事。”

    10多年過去了,如今,年輕的潛水隊員下水打撈遇難者遺體時,他都會跟對方說這句話。有時潛水員怕得厲害,他就讓兩個潛水隊員手拉著手,在難船里慢慢摸索。

    年輕的潛水員李浩翀,參與了2年前的“6·4”廣元游船側翻事故的打撈工作。當他們奔赴到3000公里外的四川廣元時,留給他們的,是從未涉足的69米深水和沒有大噸位駁船的救援條件。

    此前,中國人工深潛水水下救援深度從未達到69米。

    他們借來兩條小型駁船,加裝錨泊系統,再安裝固定潛水設備,20多個小時的準備工作完成后,凌晨5點,李浩翀和同事準備下水。

    前期的打撈工作十分順利,可幾批潛水員始終找不到船長的遺體。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李浩翀從船頭找到了船艉,甚至割開了二層甲板的篷布,依舊未見遺體。

    他不甘心,再次進入船體,冰冷的湖水雖然被潛水服隔絕,但體力的下降難以避免。潛水電話里,隊長的聲音傳來,快到極限時間了,“放棄吧”。

    李浩翀快哭了。他緩緩俯下身,把手插進左舷的泥里,想要找尋到船長的遺物,誰知他在泥里摸到了一個人的腿,他叫來另一名潛水員,兩個人從泥里拽出了遇難者遺體。

    是船長。

    110個小時的水下作業、22人次救撈潛水后,最終遇難者遺體全部打撈成功。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大多數時候,海上的船舶發生事故后,艙室內部的木質結構會瞬間被強大的水流沖爛,遇難者遺體極易漂遠。李浩翀嘗過無功而返的痛苦,他曾在滿是淤泥木頭垃圾的艙室里穿梭,卻依舊帶不回遇難者的遺體。

    回到岸上,遇難者家屬就在碼頭眼巴巴地等著。

    這個85后潛水員說,自己連一句“我盡力了,真的沒有”也說不出口。他能做的,只是從垃圾堆里費力地翻出遇難者的筆記本和錢包,帶回岸邊,轉交給遇難者家屬。

    浮出水面后

    潛水員最開心的時刻往往是沉船浮出水面之際。經年累月留在海底的沉船變成了海洋生物的天堂。有時難船剛剛停穩,年輕人就一窩蜂地沖上去,螃蟹、海螺、海蠣子,一筐一筐的,有時一撈就能撈出幾百斤的魚。他們圖好玩,還會按船分隊,比賽誰撈的更多。

    只是,這幾年,渤海難船的海產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變少。此外,姜志勤還發現,過去照明燈一打,自己身側總有魚群游過,有時他活兒干得累了,還會逗逗魚。而前兩年,陪在他身側的伙伴,已經變成了塑料垃圾。

    這群潛水員也許是對海底世界甚為敏感的人群之一,但在家中,他們卻是“最不敏感的人”。年輕的父親李浩翀回到家里,妻子讓幾歲大的小孩喊爸爸。門口,兩個人大眼瞪小眼,孩子一溜煙兒地跑到屋里,指著墻上李浩翀的照片說,“這才是爸爸”。

    比起孩子,李浩翀更熟悉各式各樣的難船,采砂船、漁船、滾裝船、挖機船都曾從幾十米深的海底被撈出。它們類型各異、噸位不同,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都在渤海海底沉沒了幾年甚至幾十年。

    至今無法統計出渤海沉船的準確數量。李浩翀很清楚,很多沉船資料圖紙不全、情況復雜、存有大量燃油和危險化學品,又經過海水長期腐蝕,就像一顆顆海底的定時炸彈。

    清除這些上了年頭的沉船難度不小。王道能說,很多在水下呆了三四十年的沉船,受腐蝕程度十分嚴重,鋼板遭到銹蝕,如果采用浮吊,船體可能隨時破碎。

    有時,倍增的成本之下,浮出水面的船舶卻讓王道能十分驚訝。這些沉船的船體安裝得歪歪扭扭,鋼板也比正常船舶要薄,明明沉沒的時間并不久遠,他用工具輕輕在船體上一敲,卻能敲出一個窟窿。

    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沙灘造船”的后果。

    最近這些年,部分人在沙灘建起了違規的船廠,為了節省成本,他們“隨便找來一張圖紙,很多零部件都是從舊船上取下來重新組裝的,船造好了直接拖下水使用”。

    這些“三無船舶”或打漁或挖沙,沒有在海事局備案,也沒有任何手續,劣質的船體結構一旦碰上風浪天氣,大概率翻扣沉沒。

    在浙江漁村長大的王道能對“沙灘造船”并不陌生。只是他從未想過,這些船舶的危害能夠綿延至今。在渤海打撈沉船時,煙臺打撈局用了4年左右的時間已打撈起幾十艘類似的“三無船舶”,因為沒有在海圖標識,他們需要全程打開“水下GPS”,在茫茫大海里反復搜尋難船的痕跡。

    “這還只是渤海,東海和黃海又有多少這樣的難船呢?”劉志強說。很多時候,他們打撈上來的“三無船舶”連船艏船尾都分不清,也只有單層船底,很多船還是運輸液化氣、苯酚等危化品的貨船。他想想都覺得后怕。

    這名潛水員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輪回,省錢的劣質船舶最終翻船,船毀人亡。船東血本無歸,也無力負擔打撈的費用,大多都會悄悄抹去這事兒,只剩難船在海底。

    劉志強很多時候都覺得無力,自己在做的工作往往是“亡羊補牢”。他特別希望能針對每年打撈起的難船作出事故分析,讓所有的船東船員都看看。“其實很多事故都可以避免,減少‘三無船舶’,把瞭望工作做到位。”

    一次沉船打撈需要耗費幾百人幾個月的時間,成本則達到幾百萬元乃至上千萬元,而避免這一切,“只需要船東船員時刻把安全的理念放在第一位”。

    事實上,打撈產業的產值在整個打撈局的比重很小,卻占用著他們不小的精力。王道能畢業時,身邊許多同學都去了大型船級社和設計院,甚至大二時就被“預定”了。那是2008年前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紅利席卷了船舶行業。作為同學里的“異類”,他來到了打撈局,找到了一份“又輕又重”的事業。



    潛水員完成作業后出水 照片由交通運輸部煙臺打撈局提供

    最近4年,他已在渤海里打撈起整整50艘沉沒時間久遠的難船。

    姜志勤這兩年已退居二線,成為了救撈工程船隊“煙救起重2號”船長。船上有一批時刻待命的潛水員,這個中年男人見不得一群小年輕沒事就玩手機,他把人吆喝到甲板,一起釣魚聊天。

    副隊長劉志強曾在一個水庫作業,那是初春時節,雪水匯到水庫里,異常冰冷。完成作業后,他在上浮減壓的過程中凍到失神。“當時腦子里唯一的意識就是,出水以后我一定要改行。”

    出來沒多久,他又被派去威海劉公島參與“AFFLATUS”號貨輪打撈。天太冷了,工作母船上冰厚得跟冰雕一般,甲板結出冰凌。他下水作業后,呼吸管里全是小冰渣,四肢凍到“沒感覺”了,出水后,同事用熱水沖刷他的頭盔、供氣閥門和呼吸管,他才一點點緩過來。這個中年漢子又一次想,這次的活兒干完,“一定要辭職了”。

    難船擱淺在礁石附近,4個貨艙全部破碎進水,900多噸重油隨時有泄漏的危險。正值元旦之夜,威海市禮花滿天,難船不遠處就是劉公島景區和海產養殖區。

    劉志強看了看不遠處的燈火,搖搖頭,戴上頭盔、穿上潛水服,“嘭”地一聲,又跳入了冰冷的海水。

    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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