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產能合作被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然而，中國社會常見的毛病之一就是“一窩蜂”，在國際產能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中也不例外，一提“國際產能合作”就一哄而上。因此，要想有效結合國際產業合作與一帶一路建設以實現提升我國經濟的目的，我們特別需要理清以下基本原則性問題：
防范自廢武功
首先，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兩種手段上，我們要合理布局，以免“國際產能合作”淪為中國經濟自廢武功，甚至淪為資敵。我們需要時刻牢記，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國際產能合作并不例外；我們的目標是可持續地擴大和保持我們的海外市場，向海外轉移產能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只是為了實現目標而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出口（包括貨物貿易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等服務貿易出口）同樣是可以使用的手段，而且任何正常工業化國家的出口貿易規模都比直接投資規模大得多。不僅如此，由于海外直接投資風險大大高于出口貿易，因此，其它條件相同，出口手段優于海外直接投資手段。如果我們的指導思想不清楚，不能明確上述兩項原則問題，我們的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就很有可能淪為自廢武功，甚至是扶植我們的競爭對手。
冷靜全面看待國內產能過剩問題
其次，冷靜全面看待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廣義的國際產能合作包括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兩方面內容，如果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只要對方有足夠清償能力，按通行商業原則進行，水電、火電、核電、道路、港口、電信等基礎設施的產能輸出就沒有太多經濟方面潛在后患；但在制造業方面，近兩年社會上流行的“輸出過剩產能”說法完全錯誤。
不錯，粗看之下，我國不少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不高，“一帶一路”之所以被視為過剩產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徑，蓋源于此。然而，一個項目是否構成“重復建設”，不能純粹從工藝設備角度測算最優經濟規模，要按生存法判斷。不能以過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許多設備、工廠被淘汰來判斷是否構成了重復建設和浪費，而是要看這個時期里面它的投資是否已經收回而且贏得一定的利潤。如果這樣的目的達到了，即使工廠淘汰破產，這種所謂的“重復建設”在經濟上面也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造業是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面向全球市場生產，而不是僅僅為國內市場生產。在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以國內市場容量判斷是否過剩，尤其不能以蕭條時期的國內市場判斷是否過剩。要在開放的全球市場上，看包括海外在內的整個市場需求是否與我們的產能匹配。尤其不能僅僅看到蕭條時期，還要看到未來景氣時期，產能能不能夠為未來的景氣時期做好準備。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說原來中國經濟的目標很單純，就是“趕超”；那么，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我們的目標已經從單純的“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向競爭對手拱手讓出市場。
就全球化銷售的產業而言，如果產能相對于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已經過剩，那么，這部分產能無論是位于中國還是在海外，它都是過剩的；把它從中國搬到海外，除了損失我們的就業、稅收和產業基礎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別的效果。
不僅如此，制造業發展需要的環境在很多國家并不具備：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土地制度、達不到規模經濟效益……，缺一不可；我國“一帶一路”計劃涵蓋的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這方面欠缺更為突出。這樣，我們很多企業搬遷出去之后效率很可能會大大下降，未必能夠經受得住開放環境下國內、東亞同行的競爭，那時候又會給我們留下一堆棘手的麻煩。
協調國內外投資
從更高層次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無疑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取得長足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上升的表現，更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外經貿的效益和層次。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對外直接投資也不例外，其最大潛在風險就是可能帶來國內產業的空心化而最終削弱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后勁。19世紀后期以來英國對外投資持續高位，國內投資卻長期低迷，陷入高儲蓄、低投資局面，成為食利國，這個近代工業革命的故鄉由此錯過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從工業化的潮頭落伍，我們不可重蹈覆轍。在我國國內，溫州資本遍天下而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深陷瓶頸，曾經實體經濟活力充沛的溫州在相當程度上變成食利地區，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不僅如此，對外直接投資持續高增長還有可能損害我國平衡區域發展的努力。我國不僅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區域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不僅在總體上仍然需要通過持續的高水平投資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且需要通過投資在國內的區域間梯度轉移延長實物資本的生命周期，并縮小區域發展的落差。
盡管我國已經出現了相對的資本過剩，但相對過剩資本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分布極不平衡，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相對過剩資本總體上相當稀缺，甚至不存在，仍然處于絕對的資本短缺之中。在國際背景上考察，當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喪失成本競爭力而需要轉移時，我國中西部地區實際上要與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這部分資本；倘若沿海發達地區的相對過剩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出于單純逐利動機赴海外投資，就無異于剝奪了國內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
由于我國需要通過提高工資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矯正過低的消費率，沿海發達地區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加速遷移；對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場的企業而言，當他們選擇遷移目的地時，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沿海地區無疑比中國中西部地區擁有區位優勢。因此，沿海發達地區資本外流損害中西部發展機遇是我國面臨的現實風險。
同時，考慮到2015年以來資本外逃壓力已經相當沉重，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且其中不乏打著“對外直接投資”招牌者，我們在“國際產能合作”旗號下推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尤其需要注意防范渾水摸魚。
來自世界經濟評論
